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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上海人的女婿，以前常去上海探亲。那时，凤阳至上海的火车票虽然只有21元，只相当于现在一包中档香烟钱，但我们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夫妻往返的车票加起来，相当于两人月余的工资，常去上海，就会给吃饭带来困难。故除了出差，一年只去一次上海，探亲时间大多选在春节。
这个时间，也是大多数在外地安家的上海人的共同选择。那时，经济尚未“搞活”，物资尚不流通，市场供应还比较匮乏，去上海之前要做的头等大事，便是采购。当时电话尚未普及，两地通讯的方式是写信。春节将近，岳母大人必来信命我们采购花生、大豆，以及鸡、鱼、牛羊肉之类。因此每次去上海，都要带上大包小裹，重量不下四五十斤。从凤阳去上海，需先乘汽车，再转火车，下了火车，还需转乘公共汽车。而上下车之际，我和前妻就得将那些大包小裹肩扛手提，自任脚夫。
特别是进站之后，为了抢时间而在那长长月台上的负重小跑，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体力，我那时虽然年轻，也要累得气喘吁吁，汗湿衣衫。上了火车，并不轻松，车厢内人满为患，大多是回家乡探亲的上海人，充耳尽是“阿拉”、“侬”，行李架上、座位底下，挤满了各色鼓胀的大包，好像满车厢都是跑长途的小贩。我们通常要站到南京，甚至常州或无锡方可找到座位。
到了上海，过完年，我们又要开始办另一件大事——为同事亲友采购物品。前妻每年回上海，都肩负为多人捎物的重任，所购物品，大多是衣服布料，毛衣毛线。上海人喜欢外地的土特产，外地人相信上海货，因此来时带的尽是吃的，回去带的尽是穿的。因代购物品较多，为免忘记，前妻需一一记在小本子上，通常要密密麻麻地记上两三页。那时银行尚无异地通存通兑的业务，更无什么信用卡，代购物品的钱，数额较大，为防途中被窃，她便在棉毛裤上缝一布袋，将钱塞入其中，再将袋口缝死。前妻是个办事认真而又细心的人，为人代购物品，仍像为自己买东西，为买到物美价廉，“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总要货比三家，岂止三家，有时八家也不止，我曾笑她“买一双袜子要跑遍一条南京路”。如此一来，也就苦了我这个“跟班”，我很不情愿地陪着她，逛完了南京路，再逛淮海路，逛完了淮海路，再逛金陵路……直逛得腰酸腿痛，两脚发麻，疲惫不堪。
等到百货买齐，探亲的假期也就满了，回家时又是大包小裹。而上火车时，又要接受一次体力测验，那时的上海站，没有横跨铁道的天桥，进站上车，须在月台上走很长的距离，若是进站稍晚，又要肩扛大包，一路小跑。幸亏我那时年轻力壮，换了现在，恐怕要累出心脏病。自从我和前妻证明婚姻关系的小红本换成了“绿卡”，我便不再去上海，探亲的角色，让给了女儿。女儿在大学读书时，春节来看我，只是背着一个旅行包；参加工作后，行李换成了有拉杆带轮子的旅行箱，里面装的不是大豆、花生米，更无牛羊肉，而是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与化妆品，当然还有几小包上海产的点心。而今物资流通，即使在我家乡凤阳，市场供应也是应有尽有，不必再吃长途搬运之苦。
钱不必缝在棉毛裤上了，她用的是银行卡，不怕丢失，到哪里都可取钱购物。事先联系，则是打电话、发短信、发E-mail。她从上海到北京，先是乘特快卧铺，后来嫌特快慢，就乘直达列车，或是坐飞机，潇洒得很。两代人一对比，真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