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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悠悠晋中。在三晋大地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那就是驰名中外的晋商。晋中是晋商故里，纵横商界600年。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西方学者把山西商人同犹太商人媲美，实可断言山西商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晋商文化似乎是一个不太久远的文化层拉出山西，席卷全国。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敬业：是事业成功的源泉，而勤奋、刻苦、谨慎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谨慎：山西商人经商以谨慎闻名。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敢经营大的业务，恰恰相反，他们对大业务抓得很紧。但他们不轻易冒风险，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放款来说，这是山西票号的一项重要业务，但又有风险，他们对放款对象一定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的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这一规定，就是出于谨慎行事之目的。 合作：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于是晋中商人从家族到乡人间，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晋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义利思想是明清晋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晋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晋中还是老革命根据地，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129师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所在地，太行山上，留下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左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勇指挥的传奇故事和军民团结浴血奋战的光辉足迹和永恒的主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昔阳的大寨村，更成为当时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