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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曾对沪上城中村治理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当年完成的研究报告(下称“社科院报告”)中估计，全市以农民老宅子为依托的城中村总量可能在2000个左右。但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主持调研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周建明坦言，这个数字已经“没用了”。
“改造”的瓶颈
对地方而言，彻底改造，是根治城中村问题的最佳方法。然而，现实中的种种掣肘尤其是巨大的改造成本，使大批城中村无法轻易走上“改造”之路.
2002年至2011年，闵行区在莘庄、梅陇、七宝、虹桥四镇和古美、新虹两个街道约73平方公里城中村区域内，用10年时间完成6700余户农户动迁，拆除旧房面积130余万平方米。但据闵行区政法委调研分析，随着城中村土地增值效应越来越大，剩余部分的改造治理成本持续走高。在七宝联明、沪星，梅陇华一、陇兴、行南等尚未征地改造完毕的村，现有宅基地建筑密度高，拆迁资金总需求达60余亿元。仅靠当地政府，这笔资金不啻为天文数字。
我们在坚持，但坚持得很累。”许浦村党支书钱国忠向记者坦言自己的无奈。而既然短期内不可能彻底改造，“既成事实”的城中村即带来社会治安和管理压力。这一层面的“整治”，显然更难。
“封闭式”之惑
社科院报告指出，聚集了成千上万来沪人员的城中村，往往会形成一个低端市场，提供各类日用品、食品、无证行医、地下食品加工、黑车、黑网吧、学前儿童看护点等“生活服务经济链”。
这类市场往往难以监管到位，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而由于人口过于密集、流动无序，高发的违法犯罪事件亦成为城中村与生俱来的“附属品”。
为破解久治不愈的治安问题，2011年起，宝山区顾村镇率先在星星村试点“封闭式管理”，尝试以安装门禁系统的方式整治城中村。此举一时引来众多地方效仿。到最新或2022（历届）年，封闭式管理已成为众多城中村甚至普通城市社区流行的管理方式;最近将“封闭式”纳入计划的，就有闵行区11个城中村。
“封闭式管理只能减少案发率，而很难控制人口总量。只能说，这是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周建明说。华漕镇党委副书记孙林也曾考察过外地城中村封闭管理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难以复制”：“封闭本身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向。何况这个村封起来了，那个村呢?有可能把所有的角角落落都封闭起来吗?”
“如何治根本”
事实上，一些开展封闭式管理的城中村，也未止步于“一封了之”。在形态上趋近城市社区后，管理上的“社区化”开始成为大批城中村的整治方向。
然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巨大的城中村，仅凭社区化努力依然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据统计，居住在城中村里的来沪人员就业结构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达到30%;而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人群和人员无序流动，以及一些地方人口的不休止流入，为城中村管理留下重重隐患。
通过人口管理控制流入人口规模，被视作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根本所在。社科院报告中呼吁，应当尽快找到控制来沪人员规模的有效路径，扭转来沪人员无序流入的局面。不然，城中村治理将无休止地处于“被动仗”和“遭遇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