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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典并载之。虽我等儒者，亦要承认青壮年孔子的思想，未臻大成。所幸孔子接受李耳的教诲，终生博闻谦逊、力学深思、择善而从，终于舍偏执而趋中庸、弃保守而赞革命，其博大精深、雄健庄严之人生修养境界，确实超越古今中外大多数芸芸众生，因此确实具备令后人推崇为人类中大成至圣先师之资格。
后世儒家士人多不察于此，于儒家文中本远代思想、制度之传述，及反映孔子思想发展各阶段之言论的忠实记录，照样生搬硬套，不知变通，其中利于保守极权统治之内容，遂为专制统治者劫持而歪曲利用二千年之久。然而我们须明白，专制君臣歪曲篡用者，非真正臻于大成境界之孔子思想。若以专制者歪曲利用之所谓儒家及其灾难性后果栽赃强加于孔子，则不免沦为文革中诸多极不人道之冤狱。有失人文道德良知。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1926年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时，到岭南大学视察并作《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讲演，他说道：“我对于孔子的道德学问，向来便很佩服他，我相信他真是满心仁慈，要想救世界人类的圣人。”这与五四运动中以及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至今的许多中国大陆自以为“革命进步”的反孔、反孝人士是相反的。
须知在汉代始，由于时代的变迁，儒家经义的诠释，与孔孟原典精神即已有差距。而在阮元校此之前，同为儒家士人的民间自由学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日知录》则首开反对君权独裁之思想。并首倡“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的民权思想，说明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而现代大陆中国人多未见及。
任何文化、宗教、科技。被权势者添油加醋、歪曲利用，都会呈现祸国殃民的结果。专制统治者“孔家店”里的货色，并非纯正的孔孟原典精神。不过是注水鸡、山寨版而已。某些反儒、反孝人士还担心专制历史重演于今日，故于孔子本身寻章摘句、不遗余力、极尽攻击。宛若承袭文革四人帮反动集团“批林批孔批周公”流毒遗风。彼等虽然自称革命进步，然其文史智识，诚可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三、新文化运动人物事迹略考
文化本是工具。好比一柄手术刀，能够救死扶伤，也可以用以杀人。若庸医执手术刀草菅人命，那是否可以将手术刀定性为“凶器”，而禁止人类使用手术刀？火药传至欧洲，导致社会巨变，但可否将两次大战的罪行悉归于中国人的发明？片面寻章摘句，制造文化冤狱，缺乏深入研究古代原典文化的能力，再被专制统治者的手段蒙蔽，因而才会做出连犹太人都不如的，张冠李戴地反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原典文化幼稚行为。而五四以来，根本不系统、全面地考据、比较先秦儒家及诸子原典。唯于专制统治者组织编辑的、以及不知来路的腐朽文人之文本中寻章摘句，粘合专制吃人礼教之情实，以发挥反孔思想的行为，在法制审判取证上，有取证程序不合法的嫌疑。也是缺乏历史良知与学术道德。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先哲，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都是极不公正的。对于反对者本身而言，就只能显现他们自己恰好不能超越专制时期之思想桎梏而坠入术中之幼稚、肤浅和无知，及其自称革命而实无革新之智识的、狂妄谬言而不怍的肤浅乃至于无耻。本文将列举新文化运动中三位人物事迹来详细说明。
一、吴虞
非常遗憾，子非鱼先生居然漏过了中国第一个提倡“反孝”、发起非孝思潮的吴虞的故事。现在在下为摆事实，讲道理，将此“反孝”首倡者之事迹，主动奉献出来与子非鱼兄和大家共享。
吴虞是个不幸而可怜又可鄙的人。其父吴兴杰早年任富顺县教谕，1893年因品行不端被革职赋闲，吴兴杰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寻花问柳，家庭因此鸡犬不宁。（吴虞《家庭苦趣》）。后来其父偏听继母谗言，逼迫吴虞搬出成都的住房，由于其父道德败坏，致使吴虞因此对“孝道”极为反感。进而成为四川反对儒家传统的始作俑者和急先锋，“反对孔丘，实获我心。四川反对孔子，殆自余倡之也”（《吴虞日记》）。
胡适称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事实上是名不符实的吹捧过誉。实际上吴氏由于其父恶劣品行的刺激和影响，素无家教，其人格亦极端自私狭隘，说一套做一套，堪谓其父之遗传。
比如，吴虞曾发表《女权平议》，在字面上虚伪地提倡“男女平权”，事实上生性荒淫无耻，多次伙同年轻人逛妓院，写了几十首《赠娇寓》公开发表于《顺天时报》等报纸，公然大张旗鼓地向妓女娇玉邀取欢心；转而却担心他妻子红杏出墙，恬不知耻地要亲友调查他妻子有无“出门应酬”；他本有妻与妾，却又在五十九岁时又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可知他事实上视女性为玩物和私产，并未给予真正的尊重。
吴虞的无耻品行，与北大的新气象格格不入。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新文化与旧学界、教育界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指斥他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声名狼藉的吴虞只好被迫辞职。
吴虞为了和他父亲争夺家产打官司，将亲生父亲称为“老魔”，指斥他父亲“心术之坏，亦孔教之力也”。用尽手段击败老父后，哀叹道：“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这句话又显现他“非孝”的名不符实，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在乎自己或父亲的作为，对于祖宗是有幸还是不幸的呢？既然不在乎孝道，又何必到老时为了求子传香火而纳妾，而搞留胡须、求巫问卜的迷信呢？
由于其父的影响，导致吴虞即无家教，又不懂得教育下一代，兼之他在家庭里十分专制，因而和女儿的关系形同水火，女儿根本看不起他，以至于要革他的命，这使他的晚年非常寂寞，诚是他“大力非孝”的现世报应。
吴虞为人自私、专制、观念守旧、人格品质腐败。他的品质与新时代根本不合拍，又高度违反传统道德。他与父亲、女儿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几无真心朋友，生活中充满悖反人情的丑事。日记里的生活记录也是一片阴暗。既不传统，又不现代，不伦不类，臭名远扬，可谓“里外不是人”。
吴虞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揭露专制统治者歪曲援引孔孟原典泡制吃人“礼教”。这是正确的。他对儒家文化的判论是“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吴虞文录》之《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吴虞仅称儒教和儒学的“革命”、“转轮”，与今天反儒人士所主张的“打倒儒家”之绝对偏激宗旨有异。可以算是吴氏思想中留有余地的说法。但综观他一生的实际为人，可知吴虞其假名打倒吃人礼教的文字和所谓进步思想，事实上不过是恰值大变革时代巧伪虚文以哗众取宠，借新文化运动图谋个人虚荣。他的为人品行就是万恶“孔家店”吃人礼教的翻版，一点没有新文化的气象。
窃思之，子非鱼兄或鄙弃其人其德，故而不援以为例证，这倒是非常正确的。
二、柳亚子
《柳亚子史料札记》（张明观先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1日第1次印刷）记载，柳亚子本名柳弃疾，字安如，别号亚子。柳亚子一生品格，性行乖张、言行不一殆与吴虞相类。更兼浮文无质、热衷名利、毫无自知之明却不知天高地厚、狂妄无忌，除虚矫诗文外，才能不足以济事，德行不足以服众。其人德行，为同时代及至今之文化人士指摘。仅举下列例子为证：
柳亚子热衷政治权位，意至不自量力、虚张声势。1946年，曾托人向蒋介石捎话：谁反对柳亚子当政协委员柳亚子就要报复谁！其热衷名利达到超越文士的文明礼仪而使用流氓恐吓措施的程度。
1949年，毛泽东安排柳氏在益寿堂休养。某次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正为政坛名利失意而郁愤不已的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管理员为难道：“鲜黄瓜？那得七月以后……”柳亚子竟随手甩了管理员一个耳光！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周不重视他，气愤地大发牢骚危胁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从打门卫、骂哨兵到打管理员，又说要“投湖”、“上吊”，牢骚“一浪高过一浪”气焰嚣张。受到周恩来的当面批评。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特别写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提醒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柳亚子写诗词将自己与毛泽东并称：“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并刻印章自命为斯大林的弟弟、毛泽东的哥哥说：“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借夸耀他人来抬高自己，自居诗皇文圣，狂妄自大。柳氏的狂肆而不自知的认识，可没被毛泽东认同，建国后，柳亚子连出任民革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的机会都没有获得，连在著名学人阶层中保有文人的资格都成了问题，甚至连全国文联领导机构、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的职位也无缘染指，使柳氏颇为郁闷。不能不说，这是他虚有浮文而不务道德人格修养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造成的。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康生，把柳氏所刻印章定性为“反动印章”，勒令销毁，且将柳亚子打为“老牌反革命”，幸好柳亚子早已死去，未受活罪。
柳氏投机政治，不被国共两党看好的，因此政坛失意。而作为读过书、会写文的人，其实际修养，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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