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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有感
廖家鹏
前些时候，我有幸拜读了梁衡先生的大作《文章大家毛泽东》（载《人民日报》二○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学术"副刊），颇受启迪，获益良多。
应该说，梁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文章大家，而且是一个时刻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学者。他秉持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的宗旨，以深邃的思想和战略的高度，去洞察和审视一切，对历史上的名人名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发而为文（包括他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确实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
《文章大家毛泽东》，就是梁先生新近奉献给我们读者"含英咀华"的一篇佳作。
无可否认的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许多气壮山河的鸿篇巨制，"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这些文章蕴含着丰富深邃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奉献给中华民族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后人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这么一座蕴藏丰富宝藏的名山，可是以前却很少有人去认真进行发掘。梁衡先生独具慧眼，以其睿智卓识，敏锐地认识到毛泽东文章的巨大价值。《文章大家毛泽东》一文，正为我们今后认真深入地学习，研究和借鉴毛泽东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使我们在思想教育、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和文章写作都大有稗益。
梁先生在文章中，首先开门见山地把文章大家毛泽东放在一个历史的、传统的高度进行评价，赞誉他是继汉司马、唐韩柳、宋**、清康梁逶迤竞秀的群峰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梁先生把毛泽东不同历史时期所写的各种不同的文章，或政论文，或演说词，或新闻消息，甚或书信、祭文都予以广泛深入地分析评述，从内容到形式，从文章风格到语言特点，评述都很深刻、中肯。
梁先生从"思想与气势"、"说理与用典"、"讽刺与幽默"、"通俗与典雅"，四个方面具体分析毛泽东文章的特点，并深刻阐述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示人以金针。
梁先生评价毛泽东文章的第一个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这种气势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而且这种文字不仅仅是作者用笔写出来，而更是他全身心投入救国救民那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的结晶，是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
毛泽东的文章为什么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在文章大家中独树一帜，主要的是他的文章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这正是文章的风骨。有趣的是，毛泽东他自己论文，不似苏轼以泉作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一泻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毛泽东立志超越古人，他也确实超过了古人。他学贯中西，博通今古，难怪其文倒海翻江，独步古今。所以说"风格就是人"！
梁先生评论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其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精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并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恰到好处的用典，而且这种用典出于行文的必需，绝非哗众取宠。
梁先生归纳毛泽东行文用典大致出于三种情况：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如《为人民服务》一文引用司马迁的话，《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中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忠、孝、仁、义予以新的解释，这些都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已用，既弘扬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二是到经典中去找方法，以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多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梁先生特别推崇毛泽东"七大"闭幕词这篇重要文章，不仅简短得仅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如《别了，司徒雷登》中，引用李密《陈情表》中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形容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让人一看，对司徒雷登夹着尾巴走路的那副狼狈像就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接着，梁先生在深刻阐述毛泽东行文时左右逢源地运用典故来说理这一显着特点以后，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科学中是找不到的。"这是多么发人深省！
这里梁先生着重强调，作为领袖人物要能驾驭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必须具有极大的政治智慧，应该得益于渊博的知识尤其是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典籍烂熟于心，从而去接受我国几千年来无数先贤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鉴前世兴衰，考当今得失"。
但是，这仅仅是对领袖人物的要求吗？对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梁衡先生的这番话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而且是语重心长了！
梁先生对党的干部如何提高治国理政能力，他指示了门径：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到历史典籍中去找。毛泽东也说过，读史是智慧之学。
梁先生由评价毛泽东文章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和用典丰富因而进一步联想到要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必须精通历史，这是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足见其见识超迈、卓尔不群。
在《文章大家毛泽东》一文中，梁先生还分析了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是毛文的第三个特点。
对敌人辛辣的讽刺，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在毛文中随处可见。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对敌人的讽刺，如《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一文讽刺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沈辽战役敌军大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则消息《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中则讽刺蒋介石对军事失败**驴技穷；毛泽东还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这些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敏锐，能看到要害。
对自己人的幽默，显得轻松，不慌不忙，说明他有气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
平时，评论文章，说要做到雅俗共赏真不容易。梁衡先生评价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正是通俗与典雅的完美结合。
梁先生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毛泽东在行文何以能把典雅与通俗完美结合的成功秘诀。
他说，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具有深厚的古文造诣。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常常阅读包括小说、诗词、曲赋等文学书籍和笔记在内的各种书籍，须臾不离。他写诗、填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同时，又密切地联系工农兵群众。因此，毛泽东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素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和古文里的句子。
例如，毛泽东1916年在游学路上写给友人的信（《致萧子升信》）中写道："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这段清秀优美的文字，与王维《山中与裴秀才书》、徐霞客《三峡》简直不分伯仲。
他在抗日时期所写的《祭黄帝陵》，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功底。正如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见，毛泽东早期的文字竟是何等的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如他写的《为人民服务》、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等文中，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尽管毛泽东的文章有许多大众化的口语，通俗易懂，但典雅并未因此而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佳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就是典范之作。
更多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像《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就体现了这种特点。
总之，毛泽东在众体皆备的文章中，异彩纷呈。梁先生评价说，"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泽东的文章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毛泽东笔走龙蛇，皆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他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以其文章的典范之作及其风骨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他成为一个文章大家和开时代风气的一代宗师。其间到底给我们后人什么启示呢？
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读毛泽东的文章，也应了解他的一生。
综观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
古人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毛泽东把文章当作领导革命、号召民众的利器和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锐利武器。在他一生中，笔和书一样是须臾不离身的。
郭沫若先生评论毛泽东的诗词时说："经论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我们说，毛泽东的文章，也一样堪称"泰山北斗"，不过它就并非像诗词那样属于"经论外"之"余事"，而是"经论"内之"正事"即所谓"经国之大业"（其实毛泽东写诗词也常是"经纶正事"，因为他常以诗纪史，有意无意地用诗记录了他打江山和建设新中国的主要历程）。可以说，毛泽东的文章也是时代的产物，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风貌和人民斗争的历程。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和开国领袖，绝不是什么天命，也不是纯粹的机遇，而是他的经历，他自身的砥励及其种种特质，作用于中国历史洪流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毛泽东虽然生于山村的农家，但是他从小就立下了救民救国的雄心壮志，如饥似渴地读书，以寻找匡时救国的良方妙计。当他16岁进入**县**学堂读书，校长李元甫先生要他写一篇"言志"的文章时，他就从国弱民穷的现实，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把个人荣辱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来写，奋笔挥毫，直抒胸臆，一篇作文，一气呵成。当李元甫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先是被那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所吸引，当看完文章内容时，那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丽的词章，纵横捭阖的笔法，令他兴奋不已。所以他高兴地对管事的先生们说，我们**学堂发现了一位建国的栋梁材。李先生把毛泽东当作是旷世奇才。毛泽东的这篇《言志》和《宋襄公论》、《救国图存论》等文章都被老师赞扬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就在**学堂读书时，他还专门学习了"康梁体"的文章。毛泽东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学以致用"这一中心论点加以论证的。
1913年春，年届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取**公立第四师范学校。连校长在看过他的文章后也击节叹赏："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毛泽东的文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文章的高下不仅仅表现在文采和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立意要高远。毛泽东无意以文章名世。他写文章是要抒写他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他刻苦读书就是要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他认为救国救民必须有本领，那本领从何而来？只有学习。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喜欢杨昌济先生授课的《伦理学》，爱读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在认真读这本书时，结合我国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及王夫之、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常有独到见解。在仅有10多万字的书上，竟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和提示，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他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许多地方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这些批语，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创见，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的宝贵品质。
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书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纵观毛泽东存世的一些文章，可以发现，毛泽东文章风格的形成，如果以1921年为标志，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古文，后期是白话文）。
1921年，毛泽东在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他选定了其人生奋斗的目标与方式，此后，他便为之而战斗终生，这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为他确定了人生的目标与信仰，所以他全面摆脱了个人主义，全身心投入民众运动，而同时把自己个人的情感融入到大众、人民情感之中。
唯其如此，毛泽东文章的风格也随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他不再在文章、书信中刻意古典、雕琢诗句，他写的散文、书信，更多的是就事论事，力求论得透彻，而语言却较平易（这与他更多地接受新文学观念有关）。
1921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该文就与以前的文风已有很大的不同，文中很少雕琢词句，深入浅出。这种文章风格，即由此固定下来。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之作，也是他的政论文特有风格的定型之作，虽然该文中仍有许多经过锤炼而通俗易懂的诗句、联语。
由此可以看出，与早期的文稿（1921年以前）比较，毛泽东的政论文，已脱尽文言，十分口语化、大众化，但他仍保留了一个优点：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四言诗句、对联，锤炼语言，使行文简洁、生动、活泼。他的那篇《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完全是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的需要。
我们知道，毛泽东前期的文章，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浓重的文言味（1919-1921年，毛文虽趋向白话，但常有浓重的文言味，1921年以后才渐渐脱尽文言）。
毛泽东从5岁在外婆文家寄居时就开始从其舅父接受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8岁开始在**六处私塾上了6年学。他概括为"六年孔夫子"。由于他天资聪慧，有惊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老师点读的《四书》、《五经》、《孟子》、《左传》、《公羊春秋》、《通鉴纲目》等史书，毛泽东都能背下来。这些儒家经典使毛泽东获益不少。此外，他还喜欢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该书提倡实地考察，遇事源本索根，这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16岁考入**县**学堂读书，在此虽然只有半年，但他除练习功课外，还选择了韩愈、苏轼等古文作家的文章勤读，加圈加点。他好学不倦，无书不读，尤爱康、梁的文学，于是多方获益，比在**更多更系统的阅读了中外文学、政治书籍，其中还有许多诗集，从而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学问根底。
毛泽东从小深受民歌童谣、乡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熏陶，他对《诗经》情有独钟，从少年读到老年，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且能活学活用。他一生善用四言体诗，出口成诗，满口的诗句。他是以诗为文，其文颇似古代的赋、近代的散文诗风味。此外，他对《楚辞》也下过一番功夫，用力甚勤。当年他在《讲堂录》中就用蝇头小楷将楚辞中的《离骚》、《九歌》等诗篇全文抄录下来，竟有11页之多。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专攻《诗经》、《楚辞》，深有收获。得益于前者，使他掌握了现实主义方法和比兴手法，而其浪漫主义的方法和铺陈手法则正是得益于后者。
1912年春，毛泽东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退出后，考入**高等中学。在该校毛泽东初显文学才华，他以诗为文，颇得师生赞赏，如《商鞅徙木立信论》为其代表作。此文继承了古代文学家辞赋的一些长处，以赋笔为文而又不事语言藻饰，纯出自然。国文教员、前清秀才柳潜批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真是推崇备至！
毛泽东在**高等中学只读了半年，就退学自修，常到**省图书馆看书，广泛接触了中西文艺作品和西方大批哲学政治书籍，从而接受了西方的某些进步思想。
1913年，毛泽东考取**省立第四师范读书，这时，他在老师指导下，系统阅读了中外文艺名着（包括许多诗歌、辞赋），而且，这时的读书已经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是所读更深更广，二是自学与老师讲解结合，三是写下大量的笔记。这种博览精研的读书，无疑对进一步提高毛泽东的文学素养极有好处。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提到的古代诗歌辞赋家、文学家，从先秦时代的庄子等人一直到近代的王夫之、曾国藩等人。可见他一定是系统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的。
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曾经有一段精妙的寓言（自拟主客对话，谈到牡丹的"华而不实"与瓜的"实而不华"），充分展示了他的形象思维活动、善于寓理于事的特点。该文颇有先秦散文味，有庄子文枚乘赋的优长，语言风格却似韩愈，标志着他的文章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与他重视国学是互为因果的。
早在1915年6月25日《致**生信》中就谈到，"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遍而后专门"，并进一步引申"文学为百学之原"。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更强调，"右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正是建立在深厚的国学基础上，因此，毛泽东的文章能够左右逢源、汪洋恣肆、雷霆万钧而气盛言宜。实为古今文章之典范。
正因如此，毛泽东的文章，可以说，古今文章家无出其右者。他"挫万物于笔端，吐磅礴于寸心"，时而诗歌、辞赋，时而联语，散句，笔走龙蛇，令人叹止。
从1911年到1918年近十年间，毛泽东在**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洗礼，同时，他也接触了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潮和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十月革命的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又使毛泽东的人生观沐浴了新的霞光！
青年毛泽东与时俱进，完全跳出了旧文人传统"读经"的老路，带着他的满腹经纶积极投身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去，这就使得他的文章充满新时代的气息，挟带着时代的风雷和战斗的锋芒，撼人心魄！
下面试举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之：
1917年10月30日，毛泽东写了《夜学招学广告》，这是他写的第一篇白话文，标志其写作由文言开始转向白话。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论文，其中一段极具文采和诗意。
8月4日，又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三）》其中诗歌性的语言甚多，颇具文采，他在此文中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句式，形式上看颇似一篇骈赋，内容却新鲜可喜，了无南北朝时期片面追求形式华美而内容空泛的文风。
12月31日，毛泽东与彭璜等联名上书国务院《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上海《申报》1920年1月26日发表）；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罗宗翰等人发出《为反动张敬尧侵吞**省米盐公款给熊秉三等的快邮代电》，文笔犀利，中多四言诗句及偶句、韵句，此代电综合了诗歌、骈赋、散文之长，读之琅琅上口，痛快淋漓，而又完全摆脱了形式主义，此文因为有充实的内容和愤激的感情，因而是一篇讨张的战斗檄文。
1月19日，毛泽东又与陈绍林等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人控诉张敬尧十大罪》，这更是一篇以诗为文的杰作，其笔力雄健，势如三军，地动山摇，令张氏汗颜，比起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系列的文章，除内容颇具号召力、鼓动性，文辞也雄奇，文采斐然。
在上海，毛泽东写了不少文章，如《**人民的自决》等，语言简约、文风泼辣，笔锋犀利，以白话为之，略带古典。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所写的"**教育促进会"宣言（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大公报》）一文。该文大量运用四言诗句和对偶句式，形成这一时期他的文章风格的最大特点：古今结合，一气呵成，笔力俊健，气势如虹，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这也反映了毛泽东在接受白话文这种新文体时，不主张全盘抛弃文言文的精华，而是两者的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毛泽东以他卓越的写作实践和不凡的诗笔展示给当时矫枉过正而毫无文化气息、味同嚼蜡的许多"新文学作品"（包括胡适的作品）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前者新鲜活泼、情文并茂）。这表明毛泽东从实践上指出了一条新文学的发展之路：批判传统，不是简单抛弃、全盘否定，而是继承与创新，即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事实上，由于毛泽东青年时期钟爱《诗经》、《楚辞》，浸淫其中，深得其精髓，常在诗文写作中，对诗经的四言形式和内容活学活用，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魅力。不是吗？四言体这种表现形式，比起五言、七言确实有其独到之处，短小精干，语言精练，形式整饬，节奏紧凑，音韵铿锵，读来琅琅上口、痛快淋漓而气势雄健。《**人控诉张敬尧十大罪》一文，大多四言诗形式，这文绝非匕首、投枪之类可比，简直是一颗威力无比的巨型炸弹。周恩来"**南事变"后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题的一首四言体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国统区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如果换成五言，六言和七言，当会逊色不少。
以上所述，对毛泽东文章发展的轨迹大致勾勒了一个轮廓，其中发现一个重要特点，即他能够与时俱进，无论修身、治学和作文皆能积极投身时代洪流，尤以《**江评论》创刊宣言为其标志，表明毛泽东的诗文从内容到题材和文风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内容上，毛泽东完全摆脱了过去个人狭隘小圈子和上进、求知、友情、道德修养等题材，而将文笔投向社会，直指最大最紧迫的问题，包括社会的黑暗、制度的丑恶，民众的愚昧和文化的腐败等等；文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他都用的是文言，写得一手好古文，有韩柳风格，又受"康梁体"影响，喜欢用典，有的文稿（包括书信）推崇古人、名人，中国古典式诗句、骈句，对偶特别多。从《**江评论》创刊宣言开始，毛泽东开始用白话写作，极少刻意雕琢，而爱用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俗语、成语、对联和排比句式。他的文章一般都通俗易懂，()（当然其文化底蕴仍然相当深厚）。
因此，毛泽东的文章一直表现出这么一个特点：气势恢弘，境界博大，内涵深刻，语言精粹而大众化和民族化。
从毛泽东文章的演变过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作家文章家，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除了作者本人必须有厚实的文化底蕴和理论基础，还要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能抱残守缺，更重要的还要全身心投入社会和人民群众之中。"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血性文章血写成"，这样的文章才能充满时代的气息和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这些，都是笔者在仔细品味梁衡先生大作《文章大家毛泽东》以后所受到的启迪、体会和收获。
毛泽东的文章，与他的深邃思想一样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去认真仔细地阅读，值得我们孜孜不倦地去探索、学习和研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梁衡先生，以其厚实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和理论基础，以其长期扎根于实践的经历、丰富经验和自身的砥砺，及其对政治、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关心，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为我们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文章的风格特点及其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
梁衡先生，带着深厚饱满的激情，客观、公正而精辟地评价了毛泽东的文章。可以说，梁先生堪称毛泽东的文章知己。
当我们认真读过《文章大家毛泽东》以后，对毛泽东文章的风格有何特点及其何以能撼人心魄和鼓舞人心也就了然于心了。今后如何深入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文章，梁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学海津梁，示人以启迪，示人以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