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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心得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1]学习、研究和思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由之路，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各民主党派思想，继续挖掘改革动力之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半资本主义经济脱胎出来，进行了根本的制度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未来的社会向哪处走、社会该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很快就接踵而至，摆在了领导人面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唯物论者认为，事物的发展动力都是因为矛盾的相互作用，那么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基本上就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彼此的作用构成的。[2]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3]
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基本矛盾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7年2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中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毛泽东高屋建瓴的观点为我们后期领导人的探索和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判断，我们才能更深刻的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即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我们才能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引发者和内在动因，对社会发展来说，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明确了如何让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后，当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促进国民生产的举措。中央政府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类型开始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国有化运动和强制性地改造产权制度，是当时确立的基本经济政策。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以后，则开始确立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当时的各民主党派也都从“肝胆相照”的方针出发，大力支持党中央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在上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工商界人士积极响应、以身作则，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
二、解决社会矛盾就必须改革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建设，受到了前苏联社会发展的很多影响。无论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前苏联都向中国输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专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指导，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才结束。可以这样说，那一时期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直以仿效前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为特征。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特有的社会结构一直使向这种制度学习的过程大打折扣。
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主义分析表明，一个人为设计的经济制度肯定会造成社会演化的无秩序状态，并可能导致社会危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这样一种人为的非市场导向设计的制度。
历史的车轮注定在1978年以后重新辉煌启动。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前。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要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入新的历史时期，就必须要解放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到：“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他在这里说了很长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实质上是赞同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当时的经济发展现实中，生产力的动力作用根本发挥不到位。对此，邓小平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指出，“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所致”。197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改革问题，他指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革命，是全国人民的长期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又说：“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把改革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为他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什么是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直接动力，关键的是看其能否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能否直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能直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而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唯一手段，并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自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6]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改革的社会”。恩格斯这个预见十分宝贵。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被说明。邓小平则科学、正确地答上了这道历史性难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其必然与社会主义发展同步，必然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因而改革是客观的，是长期的，将伴随社会主义始终，将推动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1978年以后的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中国改革进行一段时间后，中国的老百姓们发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而并不是与“某一种社会理论”的联系。与前苏联东欧相比，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和领导交替的连续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步骤进行，而这一步骤的实质就是不断摒弃人为的非市场导向的制度。消除计划和市场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构件，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前提。
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并不是深刻的宏观经济危机而进行改革的。在改革发动之初没有必要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对发动改革来说是理想的。和处于过渡时期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对社会压力而不是对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反应，无需采取重大的稳定措施意味着它不需要‘休克疗法’。中国还受益于其与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所引起的制度创新，在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上是渐进的、科学的、稳定的。
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速度、进程以及它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所形成的行为虽在人们的观察范围之内，但是也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预期。改革以及因此而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早已体现在中国经济规模的壮大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中。
三、改革路上出现的问题及解决之建议
“中国的改革下一步如何进行”，国际社会众多的文献认为，中国持续多年的改革的动力现已经减弱。“好走的路已经走完”，下一步改革会遇到更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和地方利益集团的消极或抵制态度，而且也来自民众的支持态度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态度。从国内改革目前的实践来看，如果仍然保持目前的这种状况，显然会加大制度变迁过程的成本。这主要是由前一阶段渐进式改革的部分不彻底因素所造成的，而这些不彻底的因素正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初始性条件。
改革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改革的根本路径是沿着利益调整(即“放权让利”)的思路进行的;二是很多情况下有些急功近利，遇到问题“绕道走”，这在价格改革和利率改革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都不足以解决转轨过程已经面临和持续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如失业、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笔者仅从价格改革措施滞后这一现象分析说明改革还未彻底的表现。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90%以上的零售商品、8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85%以上的农产品都已经市场化。尽管面临着这一市场逐步开放的趋势，我们在农产品、能源和利率等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不够完善，使得这些领域的价格改革明显滞后。价格改革措施滞后的现象使得市场运行无法按照市场供应规律安排生产。这些领域的改革因为不能及时跟上快速的开放市场，就容易制造出孳生大量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的温床，投机意识必然出现。
一个可以辨明的事实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各种活动与金融活动的关联日益密切，这就使得看似是一些国内的经济调整活动不得不需要协调国际合作和竞争的一些因素。欣慰的是，我们的党已从科学、发展的眼光发现并正视这些问题，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
作为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笔者认为，上海要实现在2010年基本搭建好国际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必须要“软硬兼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对此项目的关注度和参与性，尤其是在软件建设方面。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广大成员，绝大部分是经济界的精英，早在本世纪初民建上海市委就专门成立了金融工委，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民建成员积极发挥其参政议政的履职能力，主动贡献其专业的背景知识和多年的心得体验，为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改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和道德经济。如何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奠定一个社会的法制和道德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完善的解决，必然出现的就是随着市场经济运行而不断增加社会紧张感。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备法律,重塑道德,进而成就社会秩序的稳定。
法律、道德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法律和道德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反面，处于正面的是法律，处于反面的是道德。道德一般不易为我们直接感受。建设市场经济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求不能疏忽道德的建设。从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变看，西方曾经通过殖民地制度和战争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但是，在道德动机上却一直没有走出“合法化危机”的阴影。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以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腐败寻租和礼崩乐坏来完成市场经济制度的资本原始积累，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就完全偏离了规范的社会秩序运行方向，这也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方针。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和道德，这两者应该从其动机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经济学认为这两者都是的本质即是“如何通过利己主义行为实行利他主义”，这种表述最早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从区分英文词汇“怜悯”和“同感”的语义开始研究，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同情心是因为“怜悯是对利益受损者的关怀，保留人类具有的‘兔死狐悲’的感觉，从而对利益(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建立起同感”。在此基础上，斯密又建立了“自是”和“自非”的概念来判断道德的起源。自是和自非的关系，借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斯密认为，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 “最后都是建立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得很多情况超出了我们已经拥有的经验基础，迫于竞争的压力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因而整个社会的道德境况每况愈下。
"利己”是道德伦理发展和建设的出发点，因此在当前强调道德和法律新秩序建立的同时，必须要审慎地看待我国本土关于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传承习惯。中国自古以来，一直秉承着“去私欲，存天理”的传统道德观念。现代以来，依据那种纯粹的、无私的革命道德标准来看，时下的社会道德恐怕只能用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来形容。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道德的标准和要求并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如何把握现代社会的道德标准，笔者认为一定需要结合法律的完备工作。法律的完备过程，并不仅仅限于立法的程序，还需要执法、守法和法律的普及推广工作，甚至还要包括在法律框架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配套建设环节。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他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随后不久，江泽民再次将治国思想完善，他将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紧密的结合起来视作一种重要的治国方略。他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在新世纪、新形势下，我们实践的就是此理论依据。
四、披荆斩棘，必将辉煌
回顾过去三十年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确立了市场化的体制。但这个体制还没有完善，其中既有市场化不够的方面，也有过度市场化的地方。因而，对改革的反思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同时要避免“泛市场化和过度市场化”。
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市场化不够导致的。如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政策所掌控的市场，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摆脱“圈钱工具”的功能。由于市场化建设不够，导致上市公司治理问题重重，投资者没有得到保护，无法实现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如信贷市场的市场化不够，导致银行效率低下，大量贷款流向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造成银行呆坏账减了又增。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不够，不仅使普通劳动者难以获得有效的寻求工作的渠道，也无法健全有序高效的经理人市场。这不仅影响到普通人的就业，也使得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选择过多使用行政手段，进而也无法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如产业投资领域的市场化不够，导致民间资本无法进入一些产业，其不仅无助于提高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也会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给中国经济安全带来隐患。如垄断产业的市场化不够，导致消费者承担着较高的消费价格，典型的是电信产业的固话业务。由于垄断，使得在技术飞跃发展，通信市场不断扩张、通信成本不断降低的同时，消费者还要被迫接受通信价格不断提高的现实。可以说，因为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以较高的资源消耗来维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建设，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帕累托”改进。
我们在强调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对改革理论的准备不足和对改革复杂性的认识不够，在改革过程中，在个别领域还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并由此产生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有关对过度市场化的讨论实际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的无效”缺乏足够的认识，一个是对某些利益集团从过度市场化中牟取利益缺乏足够的警惕。市场化改革无疑强调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这种改革方向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是，以市场化取向为改革方向的理论，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忽略了“市场的无效”问题。传统的市场理论认为，市场只要是一个没有磨擦、信息完全、竞争充分的市场，价格信号就可以调节市场实现均衡。但当人们认识到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后，就会发现，市场也存在失灵的时候，一个经济活动可能会带来负的“外部性”，而这有时是市场无法解决的。因而，只有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当前存在的诸如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都是因为过于相信市场、依赖市场而造成的。因此，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应该进行反思并纠正。
而对于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充分意识到，但现在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利益集团影响改革方向的观点，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客观讲，利益集团的出现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从积极方面看，这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只有具有不同利益的团体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渴望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才会产生民主决策的基础和机制。而当前所要做的，是能够让每一个利益集团都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和渠道，而不是让那些力量强大且掌握政治技巧和经济资源的集团获得片面的利益。
对改革进行反思是必要的。拒绝反思改革，盲目推进改革的做法，与全面否定改革同样不可取，其对改革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作为民主党派中的一员，我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心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理论、实践、制度全面创新的显著特点，是以发展观点和问题导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国梦的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