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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清晨，我起床后，妈妈就给我用体温表量体温。那时候，窗外的雪花依然在飘扬，地上已积起一层厚厚的雪。量完体温，妈妈一看，皱着眉头说：“38。5度！”她站在一旁唉声叹气，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早点，妈妈就给外婆打了电话，叫她送我去医院，然后妈妈去上班了。在八点多钟的时候，妈妈又冒着大雪急匆匆地赶回来。“外婆在半路上摔伤了，老年人的骨头硬了，摔不得……”妈妈说完后，训斥了我一顿。
到了医院，医生用听诊器按在我的胸前，还叫我试着咳嗽了几声。她还拿了两根棉签压在我的舌头上，还叫我说“啊”，这么一来，我很想呕吐。医生诊断完后，然后跟外婆和妈妈叽哩呱啦讲了一通，我也凑上去听，前半部分我听不懂，只等到叫我去抽血、做皮试，我终于明白了。抽血？太痛了！那还不如做皮试呢。
到了抽血那儿，我吓得浑身发抖。轮到我了，妈妈帮我摞起衣袖，医生用一根橡皮管绑住了我的臂膀，并用手东点点西点点，最后确定了一个位置，并抹上酒精，他用打针的一个小管子插进我的手臂，“好痛呀！”我本想喊出来，可是又忍了一下。到拔针的时候，医生给我一团棉花，放在针上，然后用力地拔出针，这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下一个项目对我来说是最惨的，一般人做皮试只要一只手，而我却要两只手。那个护士阿姨拿出做皮试的针，在一个没有针头的注射器里吸了一些药水，并往上挤出了一点，我挽起手腕，叫护士阿姨打，戳针倒是不痛，被注射的地方鼓了起来，像一个小脓包似的。接着又戳了左手，我想：啊！好痛呀！我手上长了两个小包包，顶上有红红的血丝，活像两个小桃子！
过了二十分钟，护士阿姨扒开我的衣袖，瞧了一眼，说：“可以打的。”旁边的护士阿姨拿了两袋注射液走了过来，她用橡皮管绑住我的手腕，拍了拍我的手背，涂了上一点酒精，并拔掉针头，用尖尖的针戳向我的手背静脉。一点儿也不痛！戳完针后，我吓了一大跳，在那根管子上明显地看到了我自己的血，难道还要抽血？献血吗？！只见护士阿姨挪上输液开关，血立刻没有了。接着她又拿来桌子上的粘粘的、半透明的胶带粘在我的手背上，一切处理完毕，护士阿姨叫外婆拿着注射液坐到一定的位置上。我和外婆说说聊聊，时间飞逝，转眼间，该拔针了。有一个穿着白衣的护士阿姨来给我拔针，她撕开一半的胶带，用力捏住针，用力地拔了出来，并迅速地盖上胶带，又叫外婆捏住，以免出血。
看着窗外飞舞的大雪，我心想：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在这三个小时当中，竟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